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着沉重的经营压力，降低企业成本以保证企业盈利能力，稳定实体经济发展势在必行。今年政策将进一步简政放权、提供制度便利、降低和完善企业税负以及其他相关领域配合，如“五险一金”的调整等，打出“组合拳”，全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刺激实体经济发展。

来源：财经

2016年中国经济能否触底回升不得而知，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已经确定。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我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并连续第五年强调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

会议上不仅总结了2015年的经济工作以及所面临的经济形势，还重点提及今年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可能的变异以及经济工作重点在何处，强调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要放在结构性改革上，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重点抓好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和防范金融风险五大任务。着力推进四大改革举措，即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保制度改革。

2016年是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未来供给侧改革措施将陆续提出，与需求侧改革措施一起共同为完成五大关键任务打下良好基础，实现“十三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但从五大任务的难度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

第一，我们来看过剩产能的化解，难点是如何托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长期积累的潜在产能过剩压力逐渐显现，并且在随后的四万亿经济刺激下愈演愈烈，并逐渐扩散到多个行业，从最初的钢铁、水泥行业，逐渐扩散到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以及汽车等产业，并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低迷，越发严重，出现大量僵尸企业。

从去年11月份公布的数据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45个月为负，制造业PMI也连续4个月低于荣枯线，产能过剩形势严峻。

另外，从产能利用率看，一般这一利用率要维持在80%-85%以上才比较合理，而据统计，目前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在70%-75%之间，过剩产能仍在积累。

除这些指标表现外，也可以从总供给给定下的总需求相对不足、总需求给定下的总供给相对过剩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匹配三个方面来看。很明显我国这三种情况都存在，尤其是总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亟待解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这里提到的“积极”就是要积极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主动推进消化过剩产能；而“稳妥”则更偏重于托好底，提出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这表明国家对过剩产能消化过程中可能产生效果的担忧，也突出了防范可能风险的决心。

第二，降低企业成本，根本是保持盈利能力。

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攀升，企业绩效指标持续恶化，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从2015年已有的数据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1.9%。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单位数增长迅速，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提升1-8月达到22.8%，而国有企业的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的负债在持续攀升，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预计会超过175%，已经有部分企业步入了“借新还息”的阶段。

这些方面都表明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着沉重的经营压力，降低企业成本以保证企业盈利能力，稳定实体经济发展势在必行。会议上就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提供制度便利、降低和完善企业税负以及其他相关领域配合，如“五险一金”的调整等，打出“组合拳”，全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刺激实体经济发展。

第三，房地产去库存，依托是城镇化和住房制度改革。

此次中央经济会议重点强调了房地产去库存的问题，从现有数据看，11月，我国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达到69637万平方米，按100平方米/套算大概有700多万套待售，实际情况可能更高。

而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分化，一二线楼市回暖高涨和三四线楼市进一步萧条同时存在。明显的是房地产市场很难通过简单的降低价格来去除库存，虽然会议上指出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但降价本身可谓难上加难，宽松的房地产政策下稳定房价防止过快上涨可能更为现实。

这样就只能通过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来激发新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以扩大有效需求；要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要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重点是供需要匹配。

目前，我国到了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结构性矛盾凸显，供需不匹配的现象出现，并在总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显化。当前我国支撑总需求的“三驾马车”都呈现出疲软的态势，虽然消费相对稳定，全社会零售销售总额未见明显恶化，但投资和出口回落的较为明显。

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疲软的影响，出现持续回落，而进出口在外贸收缩和国内投资下滑的持续作用下，出现了“衰退式顺差”。同时，我国的总供给又出现了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简单说就是传统中低端供给过剩，而新型中高端供给短缺。

针对这种形势，中央经济会议上就强调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具体要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好脱贫工作；通过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并配合金融支持方式创新、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完善，以扩大有效供给。同时，会议上还强调要加大人才投资，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突出了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了货币及信贷宽松的扩张政策下，导致债务率逐年攀升，金融风险集聚。此次我国开始加速去产能和去库存的步伐，信用债务风险将逐渐暴露。另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内金融创新、以及类金融手段的使用都加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

现有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将近1万亿，新增余额已经接近2014年全年新增总量。同时，2016年在去产能的压力下国内债务违约事件可能会更为严重，而债券市场泡沫等新的金融泡沫正在形成，一直缺乏有效监管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在积累。

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加紧防范金融风险，在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完善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依法处置信用违约事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明显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会议上提出的五大任务正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2016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各项调控政策的导向都将是围绕这五大问题而展开，会议上也提出，要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以及社会政策要托底五点要求，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将在这五点要求下，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措施协同发力，为有效的完成以上五大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